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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刑訴法修改后的監視居住制度
時間:2015-03-18  作者:趙君  新聞來源:  【字號: | |
      【內容摘要】:201311,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事訴訟法)正式施行。我們驚喜地發現,長期寄人籬下的監視居住制度終于嶄露頭角,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羽翼,以更加飽滿的形象呈現在人們面前。然而,制度的重構并非朝夕之功,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的相關規定和現實操作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關鍵詞】:監視居住 指定居所 刑期折抵 人權保障

  監視居住是在偵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的一種強制措施,是五種強制措施(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之一,具體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責令其未經有權機關許可不得擅自離開住所或指定居所并接受一定的活動限制和監視的一種強制方法。監視居住作為最嚴厲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監視居住的被執行人在監視居住期間必須依法處于特定的活動空間內,未有執行機關的批準不得離開,未經執行機關的批準不得通信或會見他人等。

  一、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監視居住制度的重要變革

  (一)增強監視居住制度的獨立性,擴展監視居住的適用空間

  監視居住在以往立法框架中適用空間很小,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拓展了監視居住的適用空間,賦予其作為一種法定強制措施的獨立地位。

  監視居住制度在以往司法實踐中適用率不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監視居住作為一種強制措施的獨立性并不明顯。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于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是不加區分的。2012年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將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從取保候審中獨立出來,對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進行了更大程度上的區分。而且,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72條相比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的監視居住的適用情形,數量增多而且更加具體、更加具有操作性。這樣,強制措施作為一種法定強制措施的獨立性增強,不再與取保候審在適用條件上發生混同,法定的適用情形也增多了,因而從正面提高了適用的可能性。

  (二)加強監視居住制度的銜接性,將監視居住改造成為逮捕的替代性方法

   1996年刑事訴訟法中,監視居住制度與取保候審制度在適用條件上發生混同。監視居住制度的立法原意,是為了交不起保證金也找不到保證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是城市流動人口)因無法取保候審而提供一個制度出口。在這一立法背景下,監視居住只能發揮對于取保候審的替補功能,其角色定位是作為取保候審的補充性措施。

   而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立法者不僅僅著眼于監視居住替補取保候審的功能:“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而且,試圖將監視居住定位成逮捕的替代性措施,第72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符合逮捕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一)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四)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五)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我們可以發現,監視居住適用對象是符合逮捕條件卻有特殊情形不宜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是說,這五種特殊情形下監視居住的前提是,必須首先符合逮捕的條件;如果達不到逮捕的條件,即使有上述五種情況,也不能監視居住。從比例原則的角度考慮,這一角色定位是有合理性的,因為監視居住制度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大大超過了取保候審,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更是接近于羈押。將監視居住適用對象定位在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無疑更加具有說服力。

  經過上述修改,新刑事訴訟法將監視居住制度同時定位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以及取保候審的補充性措施,在強度上高于取保候審,低于羈押,這樣就增強了監視居住與其他強制措施的銜接性,使得取保候審和逮捕之間有了一個可以緩沖的中間地帶,對于減少羈押的適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具有重要意義。

  二、監視居住制度仍存在的問題

  制度的重構并非朝夕之功,立法的修改不可能使監視居住制度能夠盡善盡美,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雖然大幅度完善了監視居住的內容,使監視居住制度在許多方面都有了重大變革,但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制度的相關規定和現實操作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場所未作出明確規定

   此次修改,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程序和場所進行了規定,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問題在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地點到底在哪里,立法中并沒有具體規定,只是規定了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監視居住。理論上講,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之外,存在無數種可能的地點。此次修改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場所選擇問題。因此,在這一比較粗疏的立法構建之下,司法實踐仍然面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地點選擇問題。到底是在何處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仍然是這次修法懸而未決的遺留問題。

  (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折抵刑期幅度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新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折抵刑期的方式: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考慮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于人身自由的較高限制程度,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可以折抵刑期,相比以前對這個問題沒有規定,無疑具有制度進步性,對于保障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具有積極意義。

  筆者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折抵管制的刑期,忽略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與管制之間的差異性。因為管制畢竟是一種對犯罪分子不實行關押,而只是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刑罰方法。被判處管制的罪犯仍留在自己家中,可以自謀生計,在勞動中與普通公民同工同酬;而且只有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才需要報告執行機關批準,在市、縣之內則享有行動自由。這些規定都表明,無論從執行地點,還是從執行方式,管制的人身強制性都要低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但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二者按一比一的幅度折抵刑期,沒有很好地保障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三)被執行人權利保護制度有待補白

   強制措施的本質在于對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進行處分和干預,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惡”。因此,強制措施的實施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權利。作為一種非羈押措施,監視居住制度承載著減少羈押、保障人權的重大使命。在監視居住的適用上必須更加注重對被執行人的人權保障,而明確被執行人權利保護制度是對整個監視居住制度的一個補白。前文已經闡述了監視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而非剝奪,被執行人在擔負法定義務的同時還享有相當廣泛的自由權利和其他權利。如何對其進行保護,特別是在實現監視居住目的的同時確保被執行人的權利能夠充分行使則是一個亟待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三、完善監視居住制度的對策建議

  (一)確定統一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執行場所

  最高檢《規則》第110條規定:“指定的居所應當符合下列條件:具備正常的生活、休息條件;便于監視、管理;能夠保證辦案安全。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監獄等羈押、監管場所以及留置室、訊問室等專門的辦案場所、辦公區域執行。”公安部《規定》第108條強調:“指定的居所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具備正常的生活、休息條件;(二)便于監視、管理;(三)保證安全。公安機關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或者辦公場所執行監視居住。” 上述兩個規定都是界定了指定的居所應具備的條件,并未明確列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場所。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地點,既要考慮被監視居住人權利的保護,又要兼顧司法資源的分配。筆者認為,宜統一由市(地)一級公安機關在全市范圍內統一建造或確定符合法律要求的指定居所。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人民法院所辦理的各類刑事案件中符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能在這一指定居所執行。這樣既方便公安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也有利于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監督,防止公安、司法機關對指定居所的濫用,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受非法侵害。

  (二)完善刑期折抵規定

  首先,將刑期折抵的規定納入刑事實體法,具體可以考慮在刑法修正案中作出相關規定或在刑法統一修改時作出相關規定。其次,考慮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被執行人在人身自由方面的較大限制,被執行人處于類似于羈押的狀態,特別是對于三類案件的情形,基于偵查的需要,在被監視居住期間,被執行人不能隨意支配其行為,人身自由可謂處于完全限制狀態,因此,新《刑事訴訟法》第74條關于折抵刑期的規定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不成比例,建議修改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犯罪分子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二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三)跟進監視居住的國家賠償

   在采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時,難免會因主客觀因素造成執行錯誤,給被執行人的權益造成侵害。我國《國家賠償法》的出臺,正是為了解決因錯誤的執法行為給受害者帶去的損害無法救濟的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該法并為將違法執行監視居住納入賠償范圍。現行《國家賠償法》的賠償范圍分為行政和刑事兩部分,只將同為強制措施的拘留和逮捕的錯誤執行給被執行人造成的損害,作為國家賠償的對象。筆者認為,法律亟需作出修改,將監視居住乃至于取保候審的錯誤執行給被執行人造成的損害,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開辟救濟途徑。這樣做不僅使得被執行人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也對執行機關的執行行為增加了法律上的約束,督促其正確履行職責。故此,在監視居住的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對執行機關的超期執行、變相羈押等有權要求國家賠償,其具體的衡量標準、救濟申報機關、賠償標準都可以參照現行《國家賠償法》對拘留、逮捕的相關規定在法律的修正過程中予以完善,確實把國家對被害人的救濟做到位。

  (四)建立健全被執行人權利保護制度

  筆者認為,在建立健全被執行人權利保護制度方面,首先必須明確“法不禁止則自由”的意識,即在不違背法定義務的同時可以充分行使權利,包括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例如,被監視居住的公民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因被采取強制措施而當然被剝奪。其次,要建立對被執行人權利的保障機制。例如,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經執行機關批準,在執行機關或街道居委會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可以允許被執行人在所處社區的戶外進行一定的活動,保證被執行人的身心健康。又如,對特殊的被執行人還可以允許一定的探親權利,這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相統一,也有助于對被執行人的幫助教育。最后,是對權利的救濟。前文已經闡述了國家賠償的內容,可以視作對權利的救濟。而在此之外,還可以將被執行人的損害通過一定的經濟補償或采取行政復議、訴訟的方式。若被執行人的財產權利在此期間受到損害,執行機關對此有過錯的,也應承擔賠償責任而不必限于《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制度做了比較全面的修改,改變了舊有的制度格局,有制度上的改進也有內容上的創新。充分彰顯了監視居住作為一種強制措施區別與其他的獨立性。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從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對待監視居住制度,我們在充分肯定其作為強制措施在訴訟保障、減少羈押、保障人權方面重要作用的同時,應該從辯證的角度,用發展的眼光、揚棄的視野去發現和補足問題、完善制度,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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