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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死刑案件賠償與諒解的認識
時間:2019-01-22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近來年,一些地方法院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因被告人賠償、道歉和被害人諒解與寬恕而適用死緩,且這一司法現象在實踐中被提倡,但從長遠來看實屬權宜之計,它與現代法治的基本理念相沖突,與公眾信仰的公平公正相違背,更提供滋生司法腐敗的溫床,本文就這一司法現象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當前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死刑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的賠償與諒解情節在被告人的量刑中發揮著較為重要的作用在多地實踐中已普遍存在,這一做法在個案中我們或許看到被告人和被害人家屬糾紛的解決,但此做法明顯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被告人無力賠償和被動性賠償

    死刑案件中多數涉及到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司法實踐中,只有極少數的被告人會主動對被害人的傷亡給予經濟上的賠償,多數實施搶劫、綁架、故意殺人等惡性的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往往是經濟拮據,身無分文之人,他們及家屬“有心”也無力賠付;即使有經濟條件好的被告人,他們出錢并非真心賠償,更多是為了博得法官的認可,符合相關司法解釋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從輕處罰要求,就是公眾所稱的“花錢買命”,容易引起公眾對公平公正的質疑。

    (二)被害人家屬“代位”諒解和被動型諒解

    諒解,作為一種感情的寬容,只有當事人本人有資格,而在被害人被殘忍致死的死刑案件中,被害人的缺失使諒解成為空談,更多的是被害人家屬代位行使,這種“代位”性諒解無法最真實的表達被害人意思。其次,實踐中被害人家屬往往在人財兩空的選擇中,還是會違心接受金錢與生命的交易,更為無奈的是,被害人家屬若想拿到用生命換取的“賠償款”必須以出具自愿諒解書為前提,這種被動型甚至被逼型的諒解使被害人家屬生生的綁架在“要錢不要情”的十字架上,被告人由此換得從輕處罰的“法寶”,從這個角度來看,被害人家屬的諒解更形象的體現出了“花錢買命”的實質。

    (三)決定“生死”的酌定情節影響司法公信力

    近年,司法公信力的現狀不容樂觀,特別是死刑案件,法官的執法品質和能力更為引人關注,他們掌握生死大權,在化解雙方矛盾的個案需求和慎用死刑的國家立場雙重要求下,法官將雙方當事人是否達成賠償諒解協議作為判處死刑的重要參考因素,這似乎找到了一條兩全其美的路徑,其實不然,實踐中活生生的案例告訴我們,這生死調解,影響著公眾對司法執法的信任和對法律權威的敬畏。

     二、問題存在的原因

     我國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為了保命出錢,美其名曰“主動賠償”,被害人家屬避免人財兩空,違心出具“自愿諒解”,法官為案結事了,認為“雙方達成賠償并取得諒解,可以酌定從輕處罰”,這樣一個怪異現象,貌似三方各得所需,實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法律公平正義的信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賠償主體的局限性

    當前,我國死刑案件的賠償主體只有被告人及其家屬,除此之外再無任何賠償主體,這就導致了很多因客觀原因無力對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的案件,進而使被害人家屬陷入人財兩空的困窘中,由此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二)對賠償與諒解關系的錯誤認識

     賠償和取得諒解兩個獨立的民事行為,在刑事案件中作為量刑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實踐中越來越多的個案扭曲了兩者的關系,賠償以諒解為條件,諒解被賠償所綁架,把二者關系錯誤認識為一種因果關系,容易使被害人家屬遭受第二次的情感傷害。

   (三)刑事處罰強調賠償與諒解的作用

    死刑案件作為裁判生命刑的嚴重刑事案件,酌定量刑情節發揮的作用都是較弱的。目前實踐中卻出現了偏重強化賠償與諒解在死刑案件中的作用,把它作為“保命”與“丟命”的分界線,在執法理念上違背了我國傳統刑事司法的基本原理,引起了人們對法律公正的懷疑,也犧牲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三、正確適用賠償與諒解的見解

    如何讓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既公平合理的處理個案,還能守得住本有的公平正義和社會信賴。筆者認為死刑案件在適用賠償和諒解情節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國家的法律責任

    國家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關注被害人及家屬的權利保護與恢復,國家行使的懲罰權實質上是一種代位懲罰權,即由國家代替被害人懲罰被告人,因此國家在擁有刑罰權力的同時相應的就應該產生補償被害人家屬的義務。同時,國家在個人犯罪中也是有過錯的,應對犯罪的發生承擔的責任。因此,國家責任的確立有其依據的正當性和內容的多元性。特別是在死刑案件中,在被告人賠償不能時要由國家基于對被害人權利救濟和困境救濟的法律責任而對被害人進行代位補償,從而使被害人家屬得到應有的經濟保障。

    (二)正確認識賠償與諒解的關系

    死刑案件作為極其嚴重的刑事案件,從應然上講本身就不具備被諒解的可能性。即使根據特殊案情,法官也應該著重嚴格審查諒解書的自愿性和真實性,充分征求被害人家屬的意見,保證諒解行為的有效性。同時,法官立足案情的基礎上,深入了解被告人的成長經歷、家庭情況,經濟收入,社會關系等情況,充分認知被告人的賠償動機和能力,確認其賠償的主動性。此外,要健全量刑規則,將賠償和諒解作為兩個單獨情節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諒解被綁架。

    (三)合理確定賠償與諒解影響量刑的力度

     賠償和諒解作為一種罪后酌定情節,盡管國家在一些司法文件中已多次出現賠償諒解作為量刑考慮因素,法官不能因為出于化解雙方矛盾的個案需求和慎用死刑的國家立場就片面強調其作用,我們依然要謹慎考慮賠償與諒解的作用,在量刑中給予適當體現。

 

                          刑檢一部   梁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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